習大大經濟思路出現最重大轉變
時間：2015-11-27 11:43 來源： 隔九個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重回公眾視野，高層在會上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簡單五個字，透露的信號卻很重大。它顯示高層的經濟判斷和治理思路出現調整。
有分析人士認為，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的提法正逐漸從官方話語體系淡化，“供給側改革”成為未來一段時期的重點。
1.“供給側改革”是個新提法，此前較為少見。
習近平的原話是：“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
通俗解釋一下這個新概念。之前，中國側重于需求端管理，要刺激經濟，首先想到的是擴大需求，增加消費。
但供給側同樣有很多改進的空間。比如北京出租車總量供給不增加，只是提價、增加油補，仍解決不了打車難問題。
樓市，政府調控效果多年不達預期，原因在于只著力于打壓需求，而不是擴大房地產的有效供給。
FT中文網此前的一篇分析說，強勢機構通過人為制造“供給短缺”，從中獲取超出正常水平的稀缺性溢價的現象仍普遍存在于經濟中的很多領域，這直接侵害了作為需求方的廣大民眾的利益。
供給側管理和需求側管理代表著兩種不同的經濟思想：
供給側管理是通過對總供給的調節來達到宏觀經濟目標。與之對比，需求管理假定生產要素的供給為既定的條件下對總需求的調整和控制。在經濟學理論中，供給側管理代表了新古典主義學派的經濟思想，而需求側管理則代表了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思想。
可以看出，供給側管理和需求側管理在前提假設上有本質區別。一個認為市場可以自動出清，一個認為不能，由此衍生的政策理念也不一樣，一個認為需要政策刺激來提高需求，一個認為不需要所謂的“刺激政策”，應該著重提高生產能力。
2.今年 10月10日，中央財經辦公室主任劉鶴到廣東調研時強調，要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僵尸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劉鶴是習近平極為倚重的經濟智囊，他1個月前的廣東之行可謂中央本次首提“供給側改革”的先聲。
供給側改革，就要從生產、供給端入手。僵尸企業的普遍存在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吸血鬼，過剩產能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沉重累贅，劉鶴提“供給側改革”，有的放矢，是對當前中國經濟開出的一劑藥方。
11月初，民生證券管清友和朱振鑫在一篇流傳甚廣的文章《應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八條對策》，明確提出解決當下經濟的問題，要“平衡需求側擴張與供給側改革之間的關系”。
從民間到官方，“供給側改革”出現的頻率在增加，甚至成為最高經濟決策機構的新思路，期間透露的信號是很豐富的。
如何提高生產能力，董德志提到供給側管理的手段可以包括：
第一，改革提高效率（核心問題）。通過改革促進全要素生產率 A 的提升，包括簡政放權、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國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創新能力等等，本質上都屬于這類。
第二，調結構。調整產品價格和要素價格在不同部門間的相對價格，引導資本和勞動在不同部門間的重新配置。本質上說，調結構不屬于一個經濟增長問題，但從政策手段上看這也屬于供給側管理的一種方式。
第三，改善人口結構和勞動力質量。勞動人口占比上升可以提高人均產出，人力資本提高勞動力的生產能力。
3.信號之一：經濟主要矛盾發生變化。
“投資出口占比太大，消費占比太小”的時代正在遠去，而“供給跟不上需求”正凸顯經濟增長的重要障礙。“供需不匹配”，是理解“供給側改革”最基本的背景。
當下中國消費品供需正面臨著不可忽視的結構性失衡。
一方面，傳統的中低端消費品供給嚴重過剩，如衣服鞋帽玩具等消化不了，價格持續下滑；而另一方面，高品質消費品供給不足，中國居民在海外瘋狂掃貨，馬桶蓋也要奔赴日本購買。
按照國際經驗，人均 GDP在8000 美元左右時，消費結構將從生存性消費向發展型消費升級，而當前中國人均 GDP已達到7800 美元，可是供給側遠遠尚未對發展型消費升級做好準備。
“供需錯位”已然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路障。民生證券管清友和朱振鑫認為“供給不足”和“需求不足”是當下最大的問題：
當下的問題一是供給不足。
服務業、高端制造業、中西部和農村地區基礎設施的供給依然嚴重不足，很多人為了購買一份心儀的體檢產品或一個馬桶蓋而遠赴海外，但也有很多城市卻每每在暴雨之后成為水城。這種短缺不可能單純依靠凱恩斯主義從需求端去解決。
二是需求不足。
傳統工業的產能過剩依然嚴重， PPI已經連續43個月負增長，煤炭、鋼鐵、水泥等企業苦不堪言。產能過剩的實質仍然是產需不匹配，這種過剩也不可能單純依靠里根經濟學從供給端去解決。我們需要平衡需求側擴張與供給側改革之間的關系，一手擴張不足之需求，一手改善不足之供給。
“供需不匹配”的經濟新矛盾是我們理解 “供給側改革”的一把鑰匙。
4.信號之二：消化過剩產能會提速。
劉鶴10月份調研廣東時提“供給側改革”，主要就是針對消化過剩產能而言的。多個行業、多個地區的產能過剩正引起各方的擔憂，它可能引發通縮、失業、經濟動力不足等一系列風險。
習近平在昨天的財經會上也明確“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
過剩產能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大包袱。產能過剩企業會占據大量資源，使得人力、資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制約了新經濟的發展。可以預計，十三五期間，中央很可能會出臺重磅措施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
有分析者指出，未來去產能主要有三大路徑:
1. 加快企業并購重組，提高行業集中度；
2. 擴大出口，通過一帶一路戰略等開辟新的市場，從需求端加快去產能；
3. 加快產能輸出，將工廠遷移至中亞、非洲等國家，在供給端消化產能；
目前房地產行業也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即“庫存過多”，而房地產行業依然是國民經濟增長的一大支柱。在這樣情勢下，習近平才強調“要化解房地產庫存”。
民生證券李奇霖認為，政府的房地產政策已經在開始醞釀轉變：
會議提出要化解房地產庫存，可能采取的措施：
一是政府購買商品房轉為公租房或保障房；
二是繼續降低房貸利率減少購房成本以刺激需求；
三是加快農村人口向市區的遷移聚居。隨著庫存的消化，房地產業的現金流將得到改善，從而有資金繼續開發房產項目或投資其它行業項目。
5.信號之三是：服務業的黃金時代到來。
“供需錯位”的矛盾格局下，“供給側改革”根本上有兩大任務，一是將資源要素從產能過剩的、增長空間有限的產業中釋放出來，二是為提供中高端消費服務的“朝陽產業”輸送更多的勞動力、資金、金融和技術。產業結構大變遷，意味著服務業的黃金時代已經悄然到來。
服務業是未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雙重穩定器。一方面維持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提供就業崗位。第三產業每增長 1個百分點能創造約100萬個就業崗位，比工業多 50萬個左右。對政府保持經濟增長和穩定就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當下服務業發展的根本瓶頸不是需求不足，恰恰是供給不足。在教育、醫療、金融、旅游等領域，一方面國內抱怨聲不斷，另一方面大批消費者源源不斷地到國外消費。究其緣由，這跟國內服務業供給側的乏力有關。因此，中央強調“供給側改革”，加大力度扶持服務業自是題中應有之義。
中國首富王健林以體育產業為例，說明服務業在中國的巨大空間：
體育產業在中國只有兩三百億美金的收入，要做到美國現在的規模，還有幾十倍的增長空間，現在中國人都追求健康、長壽，體育產業絕對有大前途。你如果能學會體育營銷、體育經濟、體育傳媒等等，那一定不愁找工作，我們現在找這樣的人都找不到。
王健林稱，文化、體育和旅游等產業會成為中國經濟的新亮點和投資的機會，這三個行業，起碼今后十年之內，收入都會處在大幅增長的階段，進入這三大行業就有大錢賺。
6.從昨天的會議報道來看，習近平為接下來的“經濟結構性改革”分解為四個關鍵點：
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
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
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
要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
本次會議安排在十八大五中全會落幕，十三五規劃定局之后，工作重點顯然是轉向規劃的落實。
“經濟結構性改革”，任重而道遠，非一日之功。本次中央首提“供給側改革”，短期上是為了應對當下的嚴峻挑戰，長期上是追求的正是一個“供需向相匹配”的新經濟結構。“供給側改革”或許會成為十三五期間經濟改革的主軸。
從“三架馬車”到“供給側改革”，這種話語變化勾勒出中國經濟的演變，消費在國民經濟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對供給側的要求越來越高，在倒逼壓力之下，“供給側改革”的效果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轉型能夠平穩落地。
經濟學博士、中華工商時報副總編輯劉杉認為，以往為了保持一定增速，政府可以通過增加投資來改善總需求，這是典型的凱恩斯主義管理方法。如果轉向改善供給，則未來增長更多依靠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這是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容。
＊附：中國資本經濟時代將徹底到來
當中國經濟上一輪改革開放的紅利釋放殆盡，一個嶄新的時代即將到來。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經濟從未有過如此激蕩的變化：市場經濟走到了盡頭，資本經濟時代將徹底到來。而資本經濟跟市場經濟相比，最大的區別在于：資本經濟多了一根“杠桿”。
這究竟是一根什么樣的杠桿呢？先看個鮮活的例子：小米手機其實是典型的“資本思維”成長起來的企業。
首先，他會找到合作方、投資方，告訴他們方我將用全新的方式做手機，然后大家一起來做，在還沒有開工之前就拿到了投資，并且組建了一個分工型、協作化的團隊。
然后它會先告訴消費者我要做一個什么樣的手機：配置是多少、價格是多少。
找到了自己的消費者，拿到了訂單，這時再去找工廠去做代加工，然后以手機為渠道，不斷做深、往外延展。小米用的就是輕資產、精定位、做縱深、高增長的資本思維方式。
你會發現，小米背后形成了一條生態鏈，價值巨大，卻又不需要工廠和設備，僅用5年竟然可以成為中國第四大互聯網公司，價值450億美金！“資本思維”背后的杠桿作用的力量是巨大的！
但是，如果小米手機按照傳統的“市場思維”去運作，那么過程是這樣的：首先，我們需要一筆啟動資金，先用于手機市場的調研和產品研發，這個過程需要至少半年。
然后我們得準備一大筆費用去購買設備、建設廠房，接下來開工生產。當產品生產出來之后再去找渠道商，你還得去砸錢做廣告，努力賣給消費者。
這時如果資金不夠了就去銀行貸款，進行擴大生產。而傳統企業之所以難以為繼，癥結就在這種運作思路上，最后資不抵債、或者利潤率趕不上銀行的貸款利息！
在以往的市場經濟時代，企業跟金融是“債權型”關系，而在資本經濟時代，企業跟金融機構是“股權型”關系。
“債權型”關系的弊端日益暴露：金融機構把錢“借”給企業謀發展，比如銀行就是企業的拜把兄弟，但是這位拜把兄弟只愿跟企業同富貴，不愿跟企業共患難！
當經濟處于上行期，銀行會錦上添花，主動、過度的放貸給企業。而一旦經濟進入下行期，銀行就立刻釜底抽薪，絕不會雪中送炭，這使下行的經濟雪上加霜，這也是中國銀行盈利模式和監管模式決定的。
而“股權型”關系的資本經濟時代，金融機構將錢“投”給企業，占有企業股份。
當企業經營困難的時候，股權能夠風雨同舟；企業高速成長的時候它會獲利退出，能起到調節經濟增速、使經濟可持續發展。
因此，現在的企業的問題不再是如何優化產品、如何做營銷的問題，而是必須重頭開始的問題，我們必須徹頭徹尾的調整運作思路！
這是資本思維，再來看下股權投資。
為什么國家在號召“大眾創業”呢？因為按照現在的變化速度，未來三年，所有的商業邏輯都將摧毀重建，所有的傳統企業都將重頭再來！必須有一個歸零的過程！
即：所有的傳統企業必須另起一盤，按照嶄新的商業邏輯重新開始，這個過程就是一個再創業的過程，中國正在打造“創業型”經濟！
那么，國家為什么會實行IPO注冊制？因為國家就在要求每一家嶄新的企業必須按照上市公司的標準去發展，只要你有好的想法和創意，只要敢于創新，就可以第一時間拿到資本市場進行大眾融資、發行股票！
然后時刻對接投資方、投行等金融市場，利用資本增長方式去發展，這就是“資本思維”，而能夠參與到這種創業型項目的人，就是拿到了原始股權，這就是“股權投資”！
這種創業者手中的股權，也是一種“配額”，是一種可以坐享其成的財富。怎么使社會上產生大量的“股權”呢？
國家將通過IPO注冊制，降低企業上市門檻，引導社會資金流向初創型企業，幫助其實現直接融資，從而激發大眾創業的熱潮。
繁榮了10年的房地產終于走到了盡頭，靠投資拉動經濟也是一條不歸路……如今中國實體經濟越來越乏力，我們終于明白，鈔票增發只是經濟增長的外在。
切換到“印股票”模式，這里的“股票”指的是創業者的股權，是股權投資。不是指傳統上的股民購買的“股票”，那種是已經在四級市場流通的“股票”，是已經流通了三輪后被炒的虛高股票，因此傳統股民才是跟風者，也注定是中國這輪經濟轉型的犧牲品。
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財富一共經歷了四種形式的變遷：
第一次是1993年，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前，各地掀起市場經濟的第一波投資熱潮，當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達到創紀錄的62%。
第二次是2003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的產能收縮告一段落，在2001年入世的制度紅利和人口紅利疊加的影響之下，房地產和制造業投資迎來黃金增長期，推動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連續三年保持25%以上的高增長，直到金融危機爆發。
第三次是2009年，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巨大壓力，中央果斷推出4萬億的一攬子刺激計劃，當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達到30%，拉動中國經濟迅速觸底回升。
尤其是2013年八項規定以來，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從20%以上大幅滑落至15%，創2001年以來的新低。
不過，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管清友撰文指出，隨著“一帶一路”戰略進入落實階段，投資低迷的趨勢可能出現逆轉，中國經濟的第四次投資熱潮可能即將拉開序幕。
從純經濟角度看，相關項目建設將直接或間接的拉動投資和經濟增長。
我們根據公開新聞收集的信息統計，各地方“一帶一路”擬建、在建基礎設施規模已經達到1.04萬億元，跨國投資規模約524億美元，考慮到一般基礎設施的建設周期一般為2~4年，2015年國內“一帶一路”投資金額或在3000~4000億元左右。
而海外項目（合計524億，每年約170億美元）基建投資中，假設1/3在國內，2015年由“一帶一路”拉動的投資規模或在4000億元左右。考慮到基建乘數和GDP平減指數的影響，我們預計將拉動GDP增速0.2-0.3個百分點。
更重要的是，從政治角度看，一帶一路可能重新改變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就像一顆炸彈扔進炸藥庫，它不單是一顆炸彈，更是一個導火索，新一輪的地方政府投資沖動可能隨之引爆。
各地方政府都已經認識到，“一帶一路”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推動的最重要的國家戰略，沒有之一。
從2015年地方“兩會”透露的信息來看，各地都在爭先恐后的上項目，對接“一帶一路”戰略，希望把自己打造成一帶一路的關鍵節點。這可能從根本上逆轉近年來反腐導致的地方政府消極怠工現象，使地方政府被壓抑的投資沖動重新爆發。
從這個角度說，如果只把一帶一路看成一個產能輸出的中國式馬歇爾計劃，恐怕是嚴重低估了其影響。
總的來看，在經過不斷的試錯之后，中央宏觀管理的思路可能在2015年出現重大轉折，從緊縮需求倒逼結構性改革的思路逐漸轉向需求擴張配合供給改革的思路，而一帶一路就是這種轉變過程中最重要的催化劑。
對投資者來說，當中央加快摒棄緊縮式供給主義思路的時候，市場也在加速進入一個資本過剩的時代。
在這個時代里，市場缺的不是錢，而是優質的標的資產。只要有相對高收益或者說被低估的資產，都會被過剩的資本瘋狂圍剿。
從房地產到非標，從高收益債到A股，再到今天的新三板，每一次資本對資產的追逐都是如此。如果說風來了豬都會飛，那么今天的股市無疑已經站上了風口。
第一個風口來自存量財富的資產重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長，翻看二戰后的全球經濟史，經濟增速超過7%、持續增長超過25年的只有13個經濟體，而這些經濟體在高增長的第四個十年無一例外的下滑到7%以下。
GDP的本質是財富的流量，中國史無前例的GDP高增長也帶來了存量財富的快速積累。截至2014年，一般性存款余額達110萬億，近二十年的年復合增長率高達18%，其中居民儲蓄存款為50萬億。
此外，伴隨著利率市場化加速，理財產品野蠻生長分流了部分一般性存款，2014年年中，理財產品規模約為13萬億，每年約2-3萬億的凈增量。
而相對于經濟的超高速增長，中國的金融體系發展相對滯后，居民的財富配置也一直缺乏多元化的渠道。
上世紀90年代之前，大多數的財富都以銀行存款的形式存在，存款成為第一代居民財富的標志。
而隨著90年代末住房制度改革的推進，居民財富又大規模涌向了房地產市場，房產成為第二代居民財富的標志。
現在，隨著利率市場化對存款的加速分流以及人口老齡化給房地產帶來的下行壓力，過去沉淀于房地產等傳統產業的居民財富可能大規模的向資本市場轉移，而相對低估的A股可能成為第三代居民財富的主要配置方向。
第二個風口來自央行貨幣寬松帶來的增量資金。在從國際環境看，全球央行寬松大潮愈演愈烈，貨幣寬松可緩釋實際有效匯率壓力。
從國內環境看，在大的漸進去產能周期中，貨幣寬松可防范金融風險。
從轉型角度看，在企業債務率高企實體融資難的今天，通過提高直接融資占比，打開注冊制和國企整體上市的空間，對促轉型大有裨益，只要不出現“瘋牛”行情，貨幣政策會保持寬松支持股市。
第三個風口來自金融體系無處可去的配置資金。銀行由于表外嚴監管和風險偏好收縮，失去了對非標和同業創新的興趣，沉寂了大量的基礎貨幣和理財資金用不到實體。
在此背景下，恰逢存量財富資產重配，券商將已有的融資融券資產向銀行抵押融資，銀行也積極沉積的流動性和理財資金投入傘形信托入市。
具體來說，入市的主要途徑有兩種。一種是直接通過券商兩融撬動，另一種是銀行理財資金做優先級通過傘形信托或券商資管計劃加杠桿入市。
后者與過去的非標并無本質區別，只是資金承接方由過去的開發商、地方政府轉為股市。
從數據上看，投向股票市場信托余額增長2500億，13年僅為400億，而基建類信托由過去萬億規模的野蠻生長顯著放緩至1700億。
巨大規模存量財富資產重配再疊加杠桿的煽風點火，股市屢創新高且成交量破萬億也就不足為奇。
展望未來，假定未來一般性存款10%的增長，2020年居民儲蓄存款有望達到百萬億規模。隨著利率市場化推進，假定理財對居民儲蓄占比50%，其中債券類資產占60%、隨著剛性兌付打破，股權和非標由過去5%和35%的比例到各按20%分配。在不考慮杠桿效應下，未來至少有10萬億增量資金入市。
當前，中國發起“亞投行”，相當于在世界上擺放了一個支點，而中國布局的“一帶一路”，其實是在支點上架起了一根連接世界東西方的杠桿。
那么，接下來中國該撬動世界了！踏上這個蹺蹺板之前，中國已經做了充分的準備，準備進行一場裂變，變成一個巨大的能量團。
激發這股能量的源動力，就是國家號召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只有變市場驅動為資本驅動，發動全民性的生產和勞動，中國經濟才能繼續保持高增長！
一個叫創業，一個叫創新，這兄弟倆個將合力推動中國下一輪的運轉。
在市場經濟時代，很多資源看似是共享的、公平的，其實是少數人占有的，而且先占資源的人會給后來者設定門檻！
比如傳統的私募基金門檻就很高，而且是利用信息、技術和人才等資源的不對稱，效率不對等的基礎上去獲利，它的理念、模式和業態也讓很多百姓覺的太遙遠。而在互聯網+時代，私募基金將進入全民參與的黃金時代，眾籌、P2P其實都屬于私募，這些都是大眾行為，金融游戲不再高高在上，開始滲透到人們生活各個角落。
以上是中國資本、經濟層面的變化，我們再來看看技術層面的變化：
一提到技術，必然要提到工業4.0。眼下正值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每一次工業革命都將引發世界動蕩，重建新的世界格局。工業4.0其實就是C2B，是在電子商務、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智能物流等等配合下，工廠可以根據消費者的需求進行智能化、定制化生產。
工業4.0不僅只是一場工業革命，更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因為生產工具的革新，引起了生產關系的變化，從而改變了社會的商業結構。
工業4.0分為生產和消費兩個部分。我們先拿中國跟德國的生產水平對比。德國為了實現工業4.0，已經將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應用于生產，努力的實現生產的智能化，而中國的生產水平還停留在模仿和山寨的階段。
再拿中國跟德國的消費過程對比。中國的電子商務、O2O、移動互聯網、物流體系等已經非常發達，走在了世界前列，基本上實現了線上線下聯動、當天下單隔天到貨，而德國乃至歐洲的互聯網產業還被美國把持。
也就是說，對于工業4.0來說，各國都有自己的優勢和路徑。德國的工業4.0以制造業為基礎，美國版工業4.0叫“工業互聯網”，以信息產業為主張。而中國版的工業4.0叫“中國制造2025”，以“互聯網+”為工具。同樣，英國制造2050、日本的機器人計劃都是各國的戰略布局！
評論人士水木然認為，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經濟從未有過如此激蕩的變化：傳統企業在衰變，大企業在裂變，小企業在聚變，大眾創業、人人創客時代來臨。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過去所有的成功，都是你明天的拖累，原來優質的資產，都將成為你明天的負債。有人麻木，有人吶喊，有人等待爆發……
人類有史以來，所有的進步都來自創新。創新促進生產力進步，從而優化生產關系，最終使每個人都能找到更加適合的位置、發揮更大的作用。
中國人正趕上了一個最好的時代。當上一輪改革開放的紅利釋放殆盡，一個嶄新的時代即將到來！
以互聯網+為工具，以大眾創業為形式，正在塑造嶄新的經濟結構！而具備新知識、新理念、新思維的人將正式登上歷史舞臺！
這就是資本經濟時代：未來人人都有自己的資本，資本之間的配置產生驅動，無數個驅動力組成了社會前進的動力，這種力量將在國家的宏觀調控之下，必將打破市場經濟，構建新的商業文明體系！
